人生的阶梯——我与兰一50年

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  雷仁义

医学是生命科学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想当好医生，就得吃一辈子苦。在医学的殿堂里，唯有努力勤奋，不断探索创新，才能前进。

1961年，我从兰州大学医学院毕业后，作为优秀毕业生顺利留校，被分配到一墙之隔的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。从此，我的个人命运便与兰大一院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
从年轻的住院医到经验丰富的科主任，再到独当一面的副院长，最后退休返聘继续服务医院。近半个世纪，我与医院同呼吸、共命运、齐成长。在这里，我实现了我的职业理想和人生价值。

好院风感染人

当时，兰大一院还只有一栋丁字型的三层小楼，全院只有300多张床位，也没有像现在划分这么细的独立科室。拿我所在的大内科来说，就包含了心血管、血液、消化、呼吸、内分泌5个专业组。

虽然条件没法和现在相比，但对当时的我来说，能进入心血管专业组，简直欣喜若狂。心血管专业是内科最为复杂的专业，也是新兴的热门专业，年轻人都特别向往，而且当时兰大一院的心血管专业不仅处于省内领先地位，在西北地区也是一流，发展前景非常好。

那时走在医院里，我时常在想，上世纪四、五十年代，杨英福等老一辈专家来到兰州，创办兰大一院，为后来医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如今我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，是一种幸运，也有一种责任。

从一个医学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，我卯足了劲，立志在心血管方向干出一番成就。白天跟着老师学，晚上一有空闲我就看书继续学，经过几年的历练，我快速成长。

1965年，医院派我去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进修。那个年代，医院条件有限，人手少、工作忙，能派年轻人出去进修实属不易，我倍感幸运，但压力也很大。我暗下决心：一定要学出点样子。学什么、怎么学，回来以后怎么干……带着这些问题我踏上北上的火车。

专家多、设备好、技术新……一到北京，我感觉就像到了医学的殿堂，立刻开始如饥似渴般地学习。跟着老专家上门诊、查房，一起观摩手术、讨论病例……我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。一年间，我没有回过一次兰州，休息日也舍不得休息，全都泡在医院图书馆里。我掰着指头算回去的日子，我知道学一天就少一天，时间总是不够用，我总想多学点、再多学点。

经过一年的高效学习，不论从基础理论还是临床实践、业务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升。回来后，向量图、心电图、心导管检查术等临床诊断方法相继开展，心血管诊断水平大大提高，再管病人时我的思路也更加清晰了，诊疗、教学、科研呈现出齐头并进的态势。

重视人才培养，给年轻人创造发展空间，这些医院发展的好理念，给当时那个年轻的我带来太多感动，我也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强，以此更好地回馈医院。

好学风培育人

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随着医院和学科的快速发展，医院已经有条件也有需求开设更多科室，细化科室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。

1977年，我从上海进修回来不久，正式分科，我由大内科主任调整为心血管内科主任。病区大了、医疗条件改善了，我们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地发展心血管专业。发展新业务、提高诊疗水平就成了首要任务。

慢慢地，我们摸索总结出了“三查两讲一讨论一会议”制的科主任工作法。“三查房”就是住院医、主治医生、科主任查房，查什么？怎么查？对不同年资的医生都有不同的查房要求和规范，查房时要求大家都要说出个“道道”；“两讲”分“小讲”和“大讲”，“小讲”是每周在小病区内，不同年资的医生轮流讲一个小专题；“大讲”是每周面向全院举行一次讲座，我们提前一周把讲座医生和内容公布出去，让全院医生来“监考”；“一讨论”就是病历讨论会，对于疑难病例，诊断不清时，就开展整个大内科的跨专业、多学科大讨论；“一会议”是每周五的例行总结会。

所有这些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把医生“逼上马”，给大家加压，让大家主动学习、提高。每个人都不敢懈怠，为了做好讨论会的准备，我常常挑灯夜战。那时家里地方小，床板就是我的书案，我把所有相关书籍都摊开摆在床板上，一边查资料、一边整理笔记，直到把所有疑难点弄清楚才觉得踏实。

第二天的大讨论往往要进行一早上。六、七十人的会议室里安安静静，大家认真听各个专业的分析，即便有时过了12点，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场。讨论会结束后，大家纷纷感叹：今天就像吃了一桌丰盛的宴席一样。

事实证明，这种大讨论在准确诊断患者病因上有“奇效”。我记得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们接诊了一位来自陇西的患者。当时患者已经持续几个月莫名消瘦，来的时候人非常虚弱，只能拄着棍支撑身体。当时很多医生怀疑是恶性肿瘤，可是当把能想到的检查都做了之后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于是我们组织召开了疑难病例讨论会，会上，有医生提出了甲亢的思路，得到大家的认可。按照这一思路，做了相关检查后，果真验证了。之后，经过近20天的治疗，病人出院时已扔掉了拐棍，体重也逐渐正常。

一时间，不但心血管内科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，还带动全院大学习。此后，我们这种方法一直延续了十几年，效果非常好，在提高医生专业综合素质的同时，也为医院科室管理、学科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。

1989年，我被任命为副院长，开始分管医院业务。行政工作繁琐而复杂，但我并没有因此而丢掉我热爱的专业，我仍坚持坐诊、查房、教学。组织危重病人的抢救、疑难杂症的会诊……那些年，经常是晚上刚进门休息，就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，又赶去急救。睡个安稳觉、吃个悠闲饭对我来说都是奢侈。回想在医院的日子，虽然每天都很辛苦，但我乐在其中。

那几年，我在开展新业务、加强学术交流方面想了很多办法、下了很多功夫。各科室间争相开展新业务，学术氛围也日益浓厚，医院里处处是读书学习的身影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，在创全省三级甲等医院过程中，医院的业务水平、服务态度等受到一致好评，赢得社会口碑。也就是那个时期，医院各项事业快速发展，为今天的医院奠定了基础。

在我的人生信条中，医学是生命科学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想当好医生，就得吃一辈子苦。在医学的殿堂里，唯有努力勤奋，不断探索创新，才能前进。

好医风感化人

“走东乡，串西乡，送医送药下乡忙；人欢马叫拖拉机响，怎不叫人心花怒放”……这首歌到现在我都记得特别清楚，这是1973年我在景泰下乡时编的歌。那段日子虽然苦，但是每天都过得特别充实，我们为老乡们送去健康，和老乡们打成一片，体现着一名医者的价值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国务院开始向我省派出北京医疗队。1973年，省上也派出省级医疗队进行巡回医疗，我担任医疗队分队长前往景泰县最艰苦的红水乡。

一年间，我带领十几个队员辗转红水乡8个大队，除了为当地群众防病治病，还承担着健康教育、培养卫生员、改水改厕、等多重任务。尽管景泰到兰州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，但是一年间我没有回过一次兰州。

那年夏天的一天，我们背着沉重的器械药品进行转移。走在沙沟路上，一下滑到后扭伤了脚，只能找根树干拄着继续走。路上，我们遇到一位正在四处寻找大夫的老乡，一问才知道松林大队有个重病人。因为行动不便我本打算让年轻人去，但是转念一想：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我说“我去，于是我带着几个队员跟着老乡向25公里外的松林大队出发。

一路上，坡陡路难走，当我们刚翻过一座山时，天突然下起倾盆大雨，我们被淋成了“落汤鸡”，只能在泥泞的山路上一走一滑地艰难前行。后来，到病人家里已是傍晚，当时那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已经昏迷了。我们几个赶紧量体温、测血压、听心脏……很快判断出患者是感染性休克，并伴有心律不齐、心功能衰竭。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，我们跪在炕头进行抢救，输液、观察心率血压，病人终于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。

为了防止意外，我们守了病人一夜，天快亮时，才放心离开。走的时候，老乡们流着有泪说：“我们这大山里不要说下雨，平时八抬大轿也抬不来个医生呀。”

回想从医生涯，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。我始终认为，病与医，不单单是汤头针头和病毒细菌的关系，而是要付出爱心。用滚烫的心去解除病人的痛苦，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寄托和快乐。

所谓文化化人，我想，“仁爱尚德，追求卓越”的院训就是医院馈赠我最好的礼物，始终让我感悟着、收获着。